马杜罗升级镇压手段，利用匿名告密者压制反对声浪

根据委内瑞拉本地新闻网编译

2024年8月18日

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匿名告密者的帮助下，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残酷压制体系。这些告密者揭发那些在数字平台上抗议或表达对7月28日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不满的反对派人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些选举结果存在欺诈行为。这些告密者实际上扮演着政治警察的角色。

这种策略在2017年动荡的委内瑞拉中被广泛使用，如今更加激进，目的是通过制造恐惧氛围、对要求政治变革的公民进行持续监控，以此来压制异议声音。

社会主义政权声称，其意图是确保委内瑞拉的和平，但实际上却将示威活动犯罪化，并将反对者称为“恐怖分子”。

“警察和军事国家”

人权捍卫者、记者兼Provea总协调员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在《El Nacional》报中分析了政府如何在“警察和军事国家的框架下”建立了一套监控和压制体系，利用社交网络识别、污名化并追捕表达反对意见的人。

自2017年以来，该非政府组织记录了许多被指控为政变分子和阴谋者的人士遭到拘捕或被法外处决的案例，而社交平台上的监控已经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成为控制政府分发CLAP食品袋、家庭用气以及直接补贴的手段，从而维系其政治客户群。

穆里略指出，最近的变化是这些做法的强化与制度化，甚至由尼古拉斯·马杜罗直接推动。马杜罗还推出了名为VenApp的手机应用程序，供查韦斯主义者揭发和骚扰反对派人士。

“这种压制性手段虽一直存在，但如今变得更加严厉。它已成为压制社会不满和政治批评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位人权捍卫者说道。

国家作为惩罚者

社会学家马塞尔·瓦伦丁（Marcel Valentine）指出，告密行为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胁迫的，部分人可能出于自己的意愿告密，但他质疑其中的动机。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成为主要的社会支持和结构来源，扮演着类似于家长的角色，既提供支持又施加惩罚。这种惩罚是基于忠诚度而随意施加的。

“社会主义国家削弱了家庭、教会、学校和社区的力量，它不会取代这些机构的位置，而是吸收其功能并具有政治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机构的联系被打破，另一方面，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得到了加强，”他解释道。

他补充道：“如同社会主义所触及的一切，将无辜者仅因为其政治立场而被指控，这是一种扭曲。”

对于马杜罗来说，“让民主噤声”至关重要

政治学家赫苏斯·卡斯特亚诺斯（Jesús Castellanos）指出，政府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来遏制抗议，因为暴力是其主要手段。尽管他们“知道”民众的示威清楚表达了对选举结果的公开反对。

此外，他表示，国内的社会压力明显存在，民众要求恢复民意，同时，马杜罗的任何治理尝试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抗议也展示了委内瑞拉民主运动的内部力量，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关注。对政权来说，让这些声音沉寂是至关重要的，”卡斯特亚诺斯表示。

他还强调，政治迫害被视为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已对其展开调查。

压制体制的强化

社会学家马塞尔·瓦伦丁指出，告密策略“极为有效”，他坚信它将达成其目标。

“历史上多次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这是一种对社会行为的负面强化。从数量上讲，这种做法极大地增强了国家恐怖机器的监控能力。数字化使得这一系统更加高效，恶行也随之增加，”他指出。

“这种政治警察的扩散，已经从成千上万的警察扩展到接近百万，甚至更多。每条街道上可能都有一个政治警察，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多年来逐步构建的系统，”他补充道。

“国家恐怖主义”终将爆发

瓦伦丁认为，现代国家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战略，其唯一目的是在广泛的人群中传播恐惧。

他指出，在许多国家中，这种策略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恐惧巩固控制并压制反对派。

他提到，总体而言，恐怖主义是一种战争策略，少数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大多数人群的政策。

瓦伦丁将这一定义应用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国家”的背景中。

他观察到，掌权者实际上是“少数群体”，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自己是少数”。因此，瓦伦丁认为，查韦斯主义诉诸恐怖主义只是时间问题。

马杜罗已经尝试了“更恶劣的手段”

“实际上，他们不仅使用了这一策略，还尝试了更为恶劣的手段。遗憾的是，部分领导人和自称知识分子的天真与20年前‘委内瑞拉将成为古巴’的说法不谋而合。虽然如今委内瑞拉并非古巴，但我们每天都在离那一步更近。”他表示。

瓦伦丁总结道，这将极大影响民众参与抗议的热情以及他们行使自由表达的机会。

与此同时，卡斯特亚诺斯支持这一观点，认为马杜罗政权的“残暴镇压”已经在民众中引发了合理的恐惧。这包括任意逮捕、强迫失踪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